[3] 李慎明：《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二次审议稿法官等级仍分为十二级。[4] 参见沈春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修订草案）的说明——2018年10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因为法官调入其他党政部门，工作负担相对更小，晋升空间相对更大。公务员法是一般法，对于法官法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13] 参见本书编写组编：《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汇编》，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第三条公务员的义务、权利和管理，适用本法。‘两院认为，目前全国正在进行法院、检察院等级评定工作，没有审判、检察职务的人员不能评定法官、检察官等级。
大体有四种渠道进行安置分流：一是转任为法官助理，继续在审判业务部门协助员额法官办案。[15] 台湾地区法院书记官单独管理的经验值得参照。强调对于党政融合机构所实施的行为，行政法规范的重点应限定在具有明显政务性的事项，对于那些完全属于党务性质的事项不应纳入调整范围，应当由党纪党规来规范，以保持与现有理论与实务做法的连贯性。
[xxxvi]政治合法性指向的最终对象是执政党，行政过程中政治决策的结果最终增益或减损的是其执政合法性。[v]上述观点所描述的，确是党领导国家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与西方国家政党的执政方式是共通的。许耀桐：《党内法规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80-87页。因此，西方行政法学理论原则上无需考虑政党组织和政治过程。
要完整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实际关系，还必须考虑到党的领导的全面性、多样性。[xlvii]参见曹鎏：《论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8期，第42-45页。
[xxxiii] 行政既要向法律负责，还要向政治负责。[x]参见朱光磊、周振超：《党政关系规范化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1期，第14-17页。有的场合，是在威尔逊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两分法意义上谈论行政，指的仅仅是政府中的事务子系统/官僚制（official executive/bureaucracy），是小行政。因为，移植自欧洲大陆法系的中国行政法学在对待党政关系上，是以西方的政党执政模式为前提假设的。
[xxxii]参见[英]约翰·格林伍德、戴维·威尔逊：《英国行政管理》，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7-93页。[xlix]参见金国坤：《党政机构统筹改革与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3-16页。[xi]西方的行政主体概念建基于各主体独立的行政利益，其功能在于保障行政分权和自治，确认和保障国家、地方行政团体和公务法人的多元行政利益，在此基础上建构公共行政秩序、规范外部行政。而随着行政国家的兴起，立法和执法之间的这种中间地带变得越来越广阔，不仅需要衔接转换，甚至需要填充。
[xxiii]秦前红、陈家勋：《党政机构合署合并改革的若干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78-87页。[ii]参见王长江：《关于改革和梳理党政关系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3期，第1-12页。
卓泽渊：《党规与国法的基本关系》，《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1期，第4-7页。行政法的核心任务是解决行政的合法性问题，即谋求法律对行政的有效控制。
[xi]参见章剑生：《反思与超越：中国行政主体理论批判》，《北方法学》2008年第6期，第68-76页。[xli]参见张立伟：《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正当性论证——基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的关系视角》，《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119-131页。[xvii]秦前红、陈家勋：《党政机构合署合并改革的若干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78-87页。[xlvi]之所以说是反向外溢，是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讨论的都是党规效力外溢，其合法性是需要讨论的。第二种研究视角代表了主流学说，并具有相当的说服力。[xli]姜明安认为党内法规的作用领域一是执政党自身，二是执政党直接行使相关国家公权力，如党管干部、党管军队、党管意识形态等，三是执政党领导国家。
在夏敏诉湖北省保密局一案中，一审法院以省保密局是省委办公厅下设机构不能成为行政诉讼被告为由裁定驳回起诉，而二审法院则以省委保密办和省保密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为由确认被告适格，撤销了一审裁定。作者简介：林鸿潮，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政党执政模式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间接执政，即政党的成员通过民主机制进入国家机器担任公职，在履职过程中贯彻政党的政治理念。一方面，党中央陆续在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等领域提出实行党政同责，[xx]格外强调党的组织及其负责人在特定行政领域的责任担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将政府顶在前面的责任分配机制。
[xlix]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责任分配机制在诸多重要的行政领域被党政同责所替代，正是对这一本质的回归。但如果其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使用了党、政两家共同名义，或者只使用党的名义，或者实施的是没有具名的事实行为，在行政法上就会成为问题。
如果问责，则问责对象直指党的机构及其负责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压力缓冲机制已无从谈起。[xxvii] 三是立足党务、政务之别，尝试做出实质性的回应。进入专题： 党政机构融合 合并设立 合署办公 行政法 。不难发现，党内法规之内指的是调整对象的内，即党组织和党员，而不是指调整领域和调整事项的内，即不限于党内事务，还包括党领导国家的所有活动。
尽管学界对此次改革极为关注，但目前仍然依据传统法学理论框架展开分析和解读。但是，行政主体理论在党政机构融合的领域却难以得到合理解释。
[viii]参见黄文艺：《论依法执政基本内涵的更新》，《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5期，第77-79页。对于维护党的执政地位，这种安排可以避免使党的组织处于矛盾的焦点，避免使整个政治体制绷得太紧，体现了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
[v]周叶中、李炳辉：《依法执政考辨》，《法学杂志》2013年第7期，第18-26页。至于其在行政过程中的政治决策活动，则属党规调整的范畴。
[xlvii]但在近年来我国兴起的各式各样的行政问责制中，行政问责的概念经常被不恰当地扩大为一切形式的责任追究，被认为是由多种内在逻辑各异的类型所组成的问责体系，[xlviii]不但在问责事由中将很多法律责任纳入其中，在问责对象上也常常包括普通行政公务员。第二，党政机构融合将冲击行政法渊源体系的独立性，并由此对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等产生连带影响。在中国，地方行政首长通常兼任党委副书记，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同时是党组（党委）书记，只有在党外人士担任行政负责人的个别情况下例外。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19年第4期。
需要指出的是，区分行政过程中的政治决策和法律执行，绝不是要将前者排除在行政法学的视野之外。三是机构并入型，即政府机构并入党的机构，使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但对外保留或加挂牌子，如此次改革中将国家公务员局并入中央组织部，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将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并入中央统战部。
一方面，部分党政机构合设、合署，并非基于党务和政务具有紧密联系，而是基于党的机构需要主导特定领域的政务。在中国，执政党通过制度性嵌入、功能性嵌入、主体性嵌入、过程性嵌入等多种方式深度介入了国家治理过程。
按照政治—行政二分法，政治的功能在于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的功能在于国家意志的执行。[xlviii]陈国栋：《重大事故行政问责制研究》，《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2期，第20-28页。
